专家观点||人工智能翻译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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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德］Weltliteratur）是一个复杂且不断流变的概念。早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以赫尔德和歌德为代表的思想家，就提出了文学、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歌德将“世界”视作一个连续的整体，从形态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世界文学”概念，并认为“现在是世界文学的时代，一切都应该以世界文学的产生为目标”。但是，正如米勒（J. H. Miller）莫瑞蒂（F. Moretti）、张隆溪、方维规、陈跃红等学者指出的，早期的“世界文学”概念仍然包含有以“欧洲”“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另外，这种“世界文学”还必须是经典的文学、“世界级的”文学。马克思则认为经济与物质的发展和交换，是精神和文化的传播的基础，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这实际上扩大了歌德以来的世界文学概念。詹明信(F.Jameson)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解析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性质，认为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是随着世界碎片化和西方对自身关照的扩展而来的，非欧洲的文学走进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界也兴起了对“世界文学”倡导和批评的热潮。众多国内外学者讨论过“世界文学”概念，如丹穆若什（D.Damrosch）从传播和翻译的角度来谈世界文学，认为只有走出自身文化局限进入到其他文化体系中的作品，才能被称作世界文学。因此，翻译成了世界文学的本质要素，“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获益的写作。”米勒认为“新的电信技术”将对人类合作实践以及世界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翻译问题是全球比较文学中的核心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对于世界文学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打破了文学必须是人所创造的这一公设，人工智能体也可以是文学的主体。而世界文学的基础在于翻译，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在文学翻译上表现如何？从翻译的本质上来看，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替代人类翻译者？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出现，是会打破世界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会出现新的技术中心主义？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处理技术与艺术、哲学的关系？
一、人工智能翻译与人工智能文学
交流是世界文学的基础，正如歌德所指出的，正是由于交流变得越来越便利，所以世界文学的出现是必然的。交流有赖于翻译，“可能是因为人类就是翻译机器，还是讲故事或者隐喻的机器，我们纵观历史发现自己，通过寻求新的、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和解释个体间的相互联系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文学要想进行世界范围的传播，就必须借助于翻译，“文本只有通过对与文化方面有深刻联系的中介的阐释行为才成功地被世界化了”，翻译就是一种阐释行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曾经出现过“翻译转向”，丹穆若什、米勒等人都指出了翻译对文学的世界性传播的作用，人工智能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翻译技术的便捷化、自动化和准确性。因此，要探讨人工智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首先就要看看人工智能翻译与文学的关系。
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翻译与人工智能文学有紧密的联系，首先两者的基础都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都要先解决人工智能如何处理人与机器的沟通问题。其次，人工智能翻译中所要克服的最难的地方——如何翻译文学性语言，与人工智能文学如何生成文学性语言是一样的，因此，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做好，就能实现人工智能翻译和人工智能文学了。最后，人工智能翻译和人工智能文学，都是机器“智能”的体现，其中包含了想象、隐喻、比较等人类智能的重要部分。翻译和文学，追根溯源，是不同个体间、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一方面对人类的交流起到了加强、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人与机器的交流。
(1)人工智能翻译与人工智能文学的基础——自然语言处理
图灵（A.Turing）在其文章“计算机器和智能”中提出了“机器是否能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可以通过一种“模仿测验”，让机器模拟人类说话，如果机器骗过了人类测试者，那么机器就实现了智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在人工智能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笔者认为，人工智能语言大致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的编码语言和程序语言，这一层是机器运行的基本程序和指令，可以对应于人类的生物编码等。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就是用0、1二元编码来模拟人的神经系统的两种基本阈值。
第二层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自然语言。自然语言也就是人所用的日常语言，而计算机中的自然语言则是人机交互的基础，因此也被认为是实现人工智能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一层语言，是训练人工智能开口说人话。计算机专家马拉里斯（B.Manaris）将自然语言处理定义为“研究在人与人交际中以及在人与计算机交际中的语言问题的一门学科。自然语言处理要研制表示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应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模型，建立计算框架来实现这样的语言模型，提出相应的方法来不断地完善这样的语言模型，根据这样的语言模型设计各种实用系统，并探讨这些实用系统的评测技术。”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语言处理包括人与人的交往和人与计算机的交往两部分。程序员与计算机的语言交流可以通过程序语言、逻辑符号等人工语言来实现，但是普通用户与计算机的交流，则需要自然语言。也就是说需要让机器理解人类所说的，这样就必须对人类语言进行解析和构造，建立语言模型。自然语言理解也是人工智能翻译的基础，只有机器能够正确地对人类语言进行分析、计算、搜索和匹配，才能进行翻译。
而第三层，就是人工智能文学的基础——文学性语言了。人工智能文学指的是人工智能语言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自动地生成文学作品。文学语言属于高级的人类语言，它源自于人类的自然语言，但是又有其文学性和独特性。文学语言和普通的指示性语言有着明显的区别，指示性语言主要是作为信息的表达，而文学语言吸引我们的则是 “文本语言的美、形式和主题”。文学语言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的隐喻、讽刺、双关、歧义、寓言等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既体现了人类想象力，又蕴含着各种不同文化的积淀。因此，机器对文学性语言的模拟非常困难，这也导致了人工智能在翻译文学作品方面表现不佳。任何人造的模型，都很难完全模拟人类的语言活动。
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对文学性语言难以模拟，才说明了这类语言能够体现语言的本质，人工智能只有攻克了这个难题，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智能。再加上实际交流的迫切需要，人工智能翻译一直是专家们努力的方向。
(2)人工智能翻译介绍
早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家王佐良就提出了“人工智能是否会代替翻译才干？机器人是否会接管严复、林纾、鲁迅、郭沫若等翻译家的工作？”的问题，那么，人工智能翻译是否真的能实现文学翻译、替代翻译家的工作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智能翻译的功能和缺陷。
人工智能翻译属于机器翻译，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与一般的计算机翻译和软件翻译脱离开来，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动翻译。我们首先来看看机器翻译。“机器翻译是把文本从一种自然语言（源语言）自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目标语言）。”早在启蒙时代之前，笛卡尔和莱布尼兹就试图用统一的数字代码来编写词典。莱布尼兹甚至设想，创造一种用符号构成的人工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17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了“普遍语言”的运动。威尔金斯（J.Wilikins）在“关于真实符号和哲学语言的论文”中提出了“中介语”（interlingua）的想法，试图将世界上的所有概念和实体加以分类和编码，并进行排列和描述，根据其特点和性质，给予记号和名称。到20世纪初，首次出现“机器翻译”的说法，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机器翻译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1949年，韦弗（W.Weaver）提到机器翻译问题，他认为，翻译类似于解读密码，并且，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可以有一种“通用语言”或“中间语言”，这种想法影响了早期的机器翻译研究者。这一时期的机器翻译可以认为是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研究者都试图以一种理性主义方法，寻找不同的人类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掌握语言的比较通用的规律，但是却面临着自动化程度不足、应用范围狭窄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验主义流派逐渐发展起来，主张以数据为中心，通过数学模型来描述语言，以统计为基础，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翻译的准确度和效率，但是仍然难以捕获全局关系。而2014年以来，随着神经网络技术在翻译中的广泛应用，机器翻译也进入了人工智能翻译阶段——基于编码器-解码器框架的神经机器翻译。这种翻译需要大量的语料数据，但是机器可以直接从这些语料中自己寻找规律。另外，通过基于长短时记忆的递归神经网络，还能够有效捕获长距离依赖，显著地提升译文的流利度和可读性。Google Translate等商业翻译系统就是以此为核心技术的。
不过，人工智能翻译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信息型文本如报告、论文方面，已经能够做到忠实原文、简洁明了；但对于表情型文本，由于其包含有大量的诗句和谚语，人工智能翻译需要通过在语料库中检索最相似的语言进行匹配，因此对于一些语料库中未涉及到的语言，翻译效果就会很差；人工智能翻译表现最差的还是操作型文本，如广告词等，这类文本的翻译需要追求译文的创新性和独特性，而人工智能翻译基于统计和大数据的方式，很难达到这类文本的翻译标准。实际上无论是表情型文本还是操作型文本，都属于文学类语言，目前人工智能翻译，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不理想。
下面我们就来举例分析一下文学性语句翻译的问题所在：
Then were not summer’s distillation left
A liquid prisoner pent in walls of glass,
Beauty’s effect with beauty were bereft,
Nor it nor no remembrance what it was.（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5首部分）
机译：
然后不是夏天的蒸馏了
一个液体囚犯被压在玻璃墙上，
美丽对美的影响是失去的，
它也不是纪念它是什么。（Google Translate翻译）
人译：
那时候如果夏天尚未经提炼，
让它凝成香露锁在玻璃瓶里，
美和美的流泽将一起被截断，
美，和美的记忆都无人再提起。（梁宗岱译）
笔者尝试了Google 翻译和百度翻译等网络翻译工具，发现在这一诗句中，出现的问题都相似：①语法错误。由于诗歌断行的特殊性，造成了机器无法正确地处理语句，从而影响对语法的判断。而在汉语里，由于词汇之间没有空格，汉语分词和断行的难度更大。②比喻翻译生硬。“A liquid prisoner”确实是“一个液体囚犯”之意，这在英语中，是一种极高妙的比喻，但是转译成汉语，由于文化视域的不同，让人会觉得极其生硬、莫名其妙，所以不如意译。③寓意丧失。后两句本来是诗歌中的点睛之笔，但是机器翻译由于未能总体领会句子含义，所以翻译得不知所云，失去了寓意。
笔者发现，这种情况在诗歌等文学翻译中，比比皆是，除了韵律等形式性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其文化基础和生长倾向难以翻译。文学语言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文化共同性，而且文学语言具有极强的生长性，它一直在不断地突破生长，艾略特曾经说过，在英语诗歌中，有一种类似于多源头的系统的混合。艾略特认为这是因为语言可以“生长”，像种族、家庭、人的生长一样。
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就无法触及翻译文学呢？下面我们就从翻译的本质、翻译语言中的情感和隐喻方面，来探究一下人工智能翻译文学的可能性。
二、人工智能与翻译文学
(1)翻译的本质——人工智能翻译的边界
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文学翻译是否可能之前，我们先要看看翻译是否可能。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说到，翻译是否可能应该辩证地来看：如果翻译的目的是追求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作品是有生命力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作品的意义、价值等都会经历改变，如果翻译只是为了固守原来的文本，那只能是僵死的、无意义的。而且，在原初的纯语言的对照下，任何语言都是部分的，而且是相对的，所以，这些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正因为这种矛盾性，使得不同语言之间具有互补性，翻译就是要将这些个别的语言互补弥合起来，进入到更本真更纯朴的本真语言之中，“从语言流动中重新获得圆满的纯语言，则是翻译的巨大和惟一的功能。”那么，本雅明的纯语言到底指的是什么语言？翻译又是如何能回到这种纯语言的呢？
这就需要追溯到本雅明的广义语言理论。本雅明语言思想有着深厚的宗教基础，他认为，语言分为上帝语言、人类语言和物语言。上帝语言是完整的、纯粹的、有创造性的，而人类语言没有那么纯粹，但是却负担起了命名和传达的作用，物语言是静默无声的，需要人类的翻译，而人类的语言，也是对上帝语言的翻译。人是唯一的言说者，也是唯一的翻译者。人的语言最初是统一的，但是自从人类有了善恶意识之后，语言便堕落了，语言从表达思想变成交流的工具，命名成了只能外在传达的词语，最终上帝建起了巴别塔，人类的语言分裂了。因此，人类翻译的任务就是重新回到纯语言之中，重新由分裂而统一，这就需要“借助外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语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将本雅明的宗教基础更换为社会发展的驱动，由于社会分工，人类的语言发生了分裂，表达与交流分离，词与物分离，符号与图像分离。而要想回到语言的统一状态，阿多诺认为，我们应该从艺术语言中寻回摹仿与表达要素。
由此，我们看到，在本雅明、阿多诺那里，人类的语言都曾经发生过分裂，最终成了交流的工具，而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通过翻译，将分裂的语言统一起来，所以，翻译是统一语言、寻回真理的有效方法。基于此目的，翻译也就不再是以“信”（忠实）为标准，毋宁说是一种“合”——通过翻译，寻找不同语言的内在关系，然后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
这种翻译的本质，可以视作人工智能翻译与人类翻译的分野，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或许只能做到“信”的标准，而做不到“达”“雅”，更遑论“合”——去深入语言的本质、实现语言的融合。目前来看，无论是基于规则、基于统计还是基于实例的人工智能，都是以人类已有的翻译语言为基础的，因此，也很难超出人类翻译。按照本雅明的语言思想来推论，人工智能语言也只是工具性的语言，它缺乏本真性和历史性。人工智能第一层语言——程序语言，是人工设计的语言；第二层，自然语言理解，是对人类自然语言的模拟，只能近似，而永远不可能是真的自然语言；而第三层次的语言——人工智能模仿的人类文学性语言，也是处于一种模仿之中。因此，人工智能的语言和翻译，都是对人类语言的模仿。正如人工智能专家所说：“我们的语言模型最好也只能是对自然语言的近似”。所以，我们无需担心，人工智能翻译会取代人类翻译，它只会简化人类一些翻译过程，提高翻译的准确度，而不可能真正地像人类翻译那样，实现语言的互补和统一。
虽然如此，人工智能翻译与人类翻译之间也能形成“合”力。人工智能翻译有其长处，例如在某些词语和句子上，准确度可能更高。而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翻译，可以集已有的人类翻译之所长，给翻译者提供参考。因此，机器与人可以实现“人机”翻译：目前的人机合作翻译是“译后编辑”翻译，也就是利用人工智能翻译的高效和人类编辑的精确，来共同完成翻译。以后的人机翻译，可以实现实时的人与机器的双向反馈，人工智能也在不断地反馈中及时提升翻译质量，达到接近于人的灵活翻译。
(2)隐喻与情感：人工智能翻译的难题
虽然按照翻译理论，从本质上，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那样去翻译，但是，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或许对人工智能翻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翻译在隐喻等修辞手法上处理得不尽如人意，“目前机器翻译和翻译技术无法有效处理隐喻词汇的翻译，对隐喻涵义的精确推测程度非常低。”人工智能写作和翻译，都需要解决隐喻问题，实际上，通过深度学习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模仿隐喻等修辞手法，如微软小冰写的诗句：“河水上滑过一对对盾牌和长矛/她不再相信这是人们的天堂/眼看着太阳落了下去/这时候不必再有爱的诗句/全世界就在那里/早已拉下了离别的帷幕”，其中有多重修辞手法，“离别的帷幕”就属于隐喻。小冰智能体通过学习519位现代诗人的作品，可以自动生成大量的现代诗，在对诗句的模仿中，也可以模仿出隐喻来。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曾提到，人工智能文学中对隐喻的模仿和学习，可以提升智能体的类比-联想思维能力。计算机专家巴登（J.Barnden）也认为“隐喻对于AI的应用型定位方面非常重要……AI能在作为整体的认知（包括隐喻在内）的研究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人工智能翻译如果能在人工智能文学已有的隐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隐喻从单一语言扩充到翻译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则有可能实现对隐喻的翻译。
人工智能翻译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对句子的情感的翻译，如前述的程序对莎士比亚诗歌的翻译，完全就是冷冰冰毫无情感倾向的直译，丝毫不能体味作者对韶光易逝、美貌虚幻的感叹。而文学是情感的艺术，没有情感的文学翻译，还能叫文学吗？目前看来，情感无法从无生命的机器中产生，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就无法生成有情感的语句呢？微软小冰开发者已经“采用基于情感计算框架的创造模型”来生成有情感倾向的诗句了。“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是目前解决人工智能识别人类情感的一种通用方法，它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和搜索功能，将人类以及人类作品的情感表征与情感倾向联系起来，如将表情、心跳、皮肤温度，以及艺术作品中的笔触、色彩、构图等形式与情感做关联，就可以模仿出有感情的形式了。既然人工智能文学可以通过情感计算，建立起情感与语句的对应关系，那么人工智能的文学翻译，理论上也可以实现情感语句的翻译了。
不过，人工智能虽然可以通过计算模拟隐喻和情感，但是语言中的文化积淀，却是很难计算出来的，正如丹穆若什（D.Damrosch）所说，文化特殊性造成了意义的多样性，使得文学语言很难翻译。除了意义的多样性，翻译词语还需要能够融于整个文本以及文化之中，如前面所说的“A liquid prisoner”（一个液体囚犯），在中国语境中就会觉得很突兀。翻译家王佐良也认为，人工智能翻译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机器人充满文化意识。因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工智能翻译或许只能止步于此，下面的就应该交给人类了。
三、人工智能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1)人工智能技术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虽然人工智能翻译恐怕很难达到人类的水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对文学的全球化传播可以带来巨大的影响。
首先，人工智能翻译可能抹平传统文学中的精英与大众的区别，让“世界文学”变成“世界的文学”，甚至是“世界的文本”。实际上，早在人工智能技术出来之前，阿多诺所说的精英艺术与文化工业商品的界限就在逐渐消失，“肯定地说，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加速这种文化的商业化。这是因为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大量的人类文本来生成或翻译文学作品，因此，它的作品容易走向一种统计上的平均主义，导致艺术上的平庸。
在世界文学视阈中，也有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别。“世界文学”并非指的是世界上所有文学之和，而是那些经典的、值得传播的作品，世界文学首先得是“世界级的”文学。而“世界的文学”有更广泛的含义，“‘世界的文学’则更多地指向世界上那些不怎么有名、却能展示新方向的文学”。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使得任何人借助简单的翻译工具都可以实现快速便捷的翻译，因此，有更多的非经典作品、甚至粗劣的作品也得以翻译，作品翻译从专家选择变成了读者选择或者产业驱动。一方面，这可以使得世界文学的范围扩大，人们对世界文学的批判标准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降低，世界的文学淡化成了“世界的文本”。
其次，人工智能翻译也可以打破世界文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当前，世界文学仍然是以英美文学、欧洲文学为主导，除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具有欧洲学术思想背景之外，主要是因为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如果说印刷术和机械复制技术，为文学的传播奠定了媒介基础，网络和通信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传播的速度，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则有可能打破语言交流的障碍，使其他小语种的作品有机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改变文学的以某种“语系”为中心的现状，但是我们也必须警惕，在世界文学中，另一种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正在传播开来。首先，目前的人工智能翻译需要大量的双语文本和翻译资料做支持，显然，英语翻译文献与其他的小语种资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在小语种人工智能翻译艰难前行的途中，英语等文化强势语言的翻译发展会更加迅猛。其次，从经济、技术发展来说，英美等发达国家对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投入远比一个非洲小国要大，因此，翻译技术的核心仍然掌握在这些文化和技术强国手中。另外，看似人工智能翻译能够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实际上，其他弱势文化仍然会被信息海洋所吞没。看似越来越多的语言能够被翻译，然而却是干瘪的、冰冷的、以传递信息为目的的语言取代了生动的、文化的、民族的表达。因此，人工智能技术更有可能的是用技术中心主义协助或者取代以某个语系为文化中心的现象，去中心化并未能实现，反而加强了中心化现象。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的，西方帝国通过文化（文学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来进行殖民，“帝国没有结束，也没有突然成为过去”，而掌握了这些技术的帝国，当然不会放弃这种文化殖民的好机会。
(2)打破技术中心主义
本雅明在《机械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中说到，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消解了（视觉）艺术品的灵晕和时空性，原作和模本之间的差异被取消了，在文学方面则表现为作者与公众之间的界限渐渐消失。而实际上，复制技术虽然改变了文本传播的形式，但是并没有改变翻译文学的本质形态，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原作和模本（译本）的差异还在，原作和译本的时空性表现为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而只有在网络和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成熟时，原作和模本之间的本质差异才会缩减甚至抹平，文化的历史-社会维度才有可能被侵蚀，世界变平了。这种文学上的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方面，我们急需翻译技术来传播更多的作品、特别是处于文化弱势国家的作品。另一方面，技术带来的同一化可能也会吞噬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特性，人工智能翻译传递信息的同时，可能会漏掉最重要的文化的历史-社会维度。
海德格尔早就批判了技术乐观主义态度，他说到：“当人们将世界作为对象来技术性地建设时，他也就故意地、完全地阻碍了通向敞开者的道路——而这条路本来是封闭的。”技术彻底地封闭了人们通向真理的道路。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技术使世界变得井然有序，但是这种秩序也消除了等级和层次。技术通过制造和市场将一切变成了产品，“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在自己实施的制造范围内被消解成了市场中的可计算的市场价值”。最终，海德格尔只能从艺术和语言中寻找归宿，艺术将真理自行置入其中，诗歌语言才是真理的语言。显然，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歌语言是无法通过机器来翻译的，因为他非常强调翻译要直接面对语言本身，强调对流行观念和前见的破除，而现有的翻译恰恰是人工智能翻译的资料和基础。同时，他也反对语言翻译机器的发明，认为这会从“机器的能量和功能中已经规整并限定了我们语言的可能使用方式。”海德格尔警告，语言机器“控制了人类的本质”，人类与语言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无法估量这种变化的后果。
阿多诺则从文化工业的角度来批判技术对于艺术和人类思想的控制。他认为，文化工业将艺术变成了商品，将人类的审美和认知同一化了，最终，“精神事实上变成了控制和自我控制的机构”。那有没有办法从这种同一性控制中解放出来呢？阿多诺认为契机在于从艺术语言中获得模仿-表达维度，只有人类重新将语言的表达和交流、词与物、艺术与技术重新统一起来，才有可能打破语言的物化，回到思想的同一化，寻求人与自然的重新和解。但是艺术语言具有谜语性，因此需要哲学来对之进行翻译和阐释，对于阿多诺而言，只有通过艺术家、哲学家和观众的共同作用，艺术的真理内涵才能得以显现。
技术中心主义将人从目的变成手段，而打破这种技术中心主义，需要通过艺术、技术、和哲学的结合。首先，艺术本身具有和谐、平等的因素，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阿多诺、本雅明，他们都主张用艺术来抵抗物化，来拯救人类。笔者认为，人工智能本身就可能成为和解力量。因为人工智能是对人类的模仿，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机器，而试图将技术和艺术融为一体，特别是人工智能文学和艺术，更能体现这种融合。其次，反对技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技术，相反，正是技术，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破除中心主义。之所以我们还处于技术中心主义的樊笼中，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没有普及推广开来，没有简化到人人都能操作的地步，如果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普及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当然人们有选择是否使用它们的权利），任何一门语言都能很容易地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甚至人们的思想能够无碍地交流，那么本雅明所谓的统一的“纯语言”也就可能实现了。最后，人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警醒，而哲学就是对现象的反思，是通向真理和本质的方法。哲学对艺术的阐释有助于人们理解艺术，对技术的批判有助于人们谨慎地使用技术。因此，落实到世界文学之中，那就是我们既要提升人工智能翻译和文学技术，使得世界文学能够更加便捷地交流；又要不断地反思和批判技术，纠正技术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无法深入到翻译和文学的本质中，它只能提供材料和现象，因此，世界文学离不开人类的探索和反思。世界文学不仅具有世界性，还需要保有差异性，之所以没有“世界技术”之称，是因为技术只有普遍性、缺乏差异性。因此，世界文学需要人工智能技术，而人工智能技术反过来也需要世界文学。文学中的隐喻和想象，能够提升人工智能在此方面的表现，有望实现真正的智能。而世界文学和翻译文学，可以为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人工智能语音处理、机器的群集智能（Swarm Intelligence）、人工生命技术提供庞大的、有生机的文学和语言资料库，艺术和技术可以实现良好的互动和结合。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视人工智能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与世界文学都有着相同的目的，就是打破地域与文化的界限，让各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互相交流，使全人类的生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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